数字技能是分享数字红利的捷径
数字技术源远流长，可让红利呈现为发展机会、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还是从数字技术社会化应用开始的，距今也不过30多年的时间，是人类正在经历的、从一开始便影响广泛且深远的未有之变。公开数据显示，在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公司中，1990年有6家银行、1家通信硬件公司；2020年则有7家数字公司、2家金融公司。在过去40年，以设施设备等硬件为基础，以组织和社会应用为目标，数字技术快速地迈过其扩散临界点，进入到变革的起飞阶段。
与第二次技术变革不同，在数字技术变革中，中国站在了第一方阵。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技术变革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新动能。在经济领域，数字经济增加值越过了其起飞拐点，进入起飞的初期阶段。其中，电商技术和数字民生服务技术成为覆盖人群最广的典型形态之一。最不可能运用数字技术的人口，如在脱贫攻坚任务完成之前的贫困地区贫困户，也在从数字技术变革中分享数字红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分享数字红利不需要条件。
我们的研究显示，拥有数字技能是农户分享数字红利的必要条件。以电商技术为例，为分析数字技能的影响，我们将农户用于生产的技能划分为一般技能和数字技能：一般技能指经学校教育获得、适应工业岗位需要的技能；数字技能指数字操作、规范、信息、沟通、内容创造等实用技能和战略技能。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通过开网店还是通过参与电商相关工作分享数字红利，拥有较高数字技能都会显著增加农户把握发展机会的可能性，而一般技能和数字技能都低的农户开网店和参与电商相关工作的可能性均低于其他类型的农户。简言之，数字技能是分享数字红利的捷径，也是俗语里的“准备”。
数字鸿沟依然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
人类社会每一次革命性技术变革在提供未有之技术红利的同时，还会制造技术门槛，把一部分人挡在门槛之外，为社会发展带来障碍。数字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也为一部分人分享数字红利制造了数字鸿沟，带来社会发展的不平等。
数字鸿沟是刻画数字技术变革社会影响的通用术语。通常，人们会把由数字接入设施供给差异带来的接入性差异视为导致数字鸿沟的主因，甚至等同于数字鸿沟。其实，数字鸿沟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接入鸿沟。在接入鸿沟中，又有两个维度，即接入设施供给鸿沟和接入设施运用鸿沟。第二个阶段是技能鸿沟。在数字接入基础设施供给充分的前提下，个体或组织是否具有接入数字技术设施和运用数字技术的数字技能，会影响其分享数字红利的机会，从而带来数字鸿沟。第三个阶段是运用鸿沟，即个体或组织因创新或应用数字技术的方向偏差带来的数字鸿沟。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两人具有同样的接入机会和数字技能，收益却因是否运用与分享数字红利有关活动而产生了差异，形成数字鸿沟。
接入鸿沟依然是人类面临的主要挑战。综观世界各地，工业不发达与数字不发达高度重叠，形成强烈的交互效应，互联网接入率低的国家也是经济不发达国家；互联网接入率低的人口也是贫困人口。接入鸿沟依然是影响人类分享数字红利的前提性障碍。
中国十分重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注重在边远乡村地区提供接入基础设施，是世界上数字接入基础设施供给最好的国家。国家“宽带中国”战略将“宽带网络”定位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数字中国发展报告》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行政村通宽带的比例早已达到100%，中国也是4G、5G基站部署数量最多、接入最便捷的国家。在中国，接入设施供给已经实现充分普惠，接入障碍已不再是产生数字鸿沟的主因。然而对接入基础设施的运用依然是中国面对的挑战。尽管近些年，对接入基础设施的运用状况实现了快速改善，“十三五”期间中国上网人口增加了约44%，城乡上网人口数量上的差距也在迅速缩小。但是，依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最新数据，以个人单位计算的中国互联网接入率只有约70%，依然明显低于欧美国家。改善对接入设施的运用、进一步弥合接入鸿沟依然是中国面临的重要挑战。
提升数字技能才能促进数字普惠
在数字接入普惠环境下，数字技能变成影响个体或组织分享数字红利、产生数字鸿沟的递进性主因。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显示，如果把分享数字红利分为两个维度：开网店和参与电商相关工作，则拥有较高数字技能会显著增加农户开网店的可能性，开网店的可能性随农户的数字技能水平降低递减，即：数字技能高的 > 一般技能高的 > 数字技能和一般技能均低的。对参与电商相关工作考察的结果更加直接，即一般技能低但数字技能高的 > 双高的 > 双低的。
数字技能是人类数字素养的一个子集，提升数字素养是人类面临的挑战。为有效促进数字平等，2021年，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了《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把提升国民数字素养作为中国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
数字经济进入起飞的初始阶段也意味着数字环境成为了社会的普遍环境，数字生活已经成为个体或组织的必需生活。缺乏数字素养不再只是自己愿意或不愿意运用数字技术的个体选择，而是个体或组织能否分享数字红利的社会选择。因此，保障每位国民或组织有机会进入数字生活成为弥合数字鸿沟的底线要求。《纲要》中“提升高品质数字生活水平”的部署覆盖了家庭生活、社区生活等广泛场景，特别纳入了容易产生数字鸿沟的典型生活场景、关注了数字弱势人群如残障群体和老年人口，形成了帮助每位国民或每个组织跨过数字接入门槛的政策底线。
进入数字世界就有了分享数字红利的机会，但要充分分享数字红利，前提是拥有相应的数字技能。《纲要》明确部署了对不同职业类型群体的数字技能提升行动，如专题部署“提高产业工人数字技能”，要求“完善企业员工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培养数字领域高水平大国工匠”；要求“提升企业管理人员数字素养，建立数字化思维，提高数字化经营管理能力”；还专题部署针对农民、新兴职业群体的数字技能提升要求，如“持续推进农民手机应用技能培训工作”“推动数字服务和培训向农村地区延伸”等；还要求“引导支持新兴职业群体，积极利用5G、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创新创业”。《纲要》还关注性别视角，部署了“开展妇女数字素养教育与技能培训”，引导女性积极参与数字生活和生产，运用数字技术分享数字红利。
数字技能的一个最大特征是生命周期短暂，一项技能再也无法使个体或组织一生受用，个体或组织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让自己始终处在数字世界之中。在数字时代，数字学习已经成为个体和组织必须拥有的一项数字技能，进而也成为数字素养的应有内涵。《纲要》部署了“终身数字学习体系”建设，要求“将数字素养培育相关教育内容纳入中小学教育教学活动”，并“持续壮大高水平数字技能师资力量”。接续基础教育阶段，《纲要》还要求“完善数字技能职业教育”，以呼应针对专门群体的数字技能提升计划，如“推行‘学历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打造一批高水平数字技能职业院校和专业”等，为终身数字学习体系的建设提供可信可靠的“补给站”和四通八达的“立交桥”。
从迈过数字技术变革的门槛进入数字时代和数字世界，到提升数字技能，再到通过数字学习维护数字技能，《纲要》规划了一幅通过提升数字技能实现数字普惠的政策路线图，对数字中国建设可谓是及时之雨。 作者：邱泽奇（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课题组专家）
